大部分人“馋”糖,却没人真正对糖“上瘾”。
新加坡地处热带,民众常年饮用汽水或碳酸饮料,这导致新加坡成为亚洲糖尿病问题最严重的国家。新加坡有560多万人口,据说七分之一人血糖超标。新加坡政府对此忧心忡忡。2017年,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,要对糖尿病宣战。
最近,这场“对糖战争”有了新进展:该国将禁止高糖饮料在媒体上做广告。此外,含糖饮料的外包装将以颜色区分标示。标示分为5档,分别指出饮料是健康、中性,还是不健康。牛奶健康,部分果汁属中性,可乐这样的“肥宅快乐水”,显然是被抵制的“不健康饮料”。
“糖税”成世界性“堕落税”
新加坡是首个禁止高糖广告的国家。而对糖的特意征税,很多国家早已推行。
英国、法国、挪威、墨西哥等许多国家和美国的部分城市,都有专门的“糖税”。糖厂和食品工业者痛恨此税,但他们的力量在式微,舆论在妥协,不断推出“低糖饮料”来占领新市场。
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“糖税”的力挺者。他们主张对蔗糖、果糖、糖浆这类“游离糖”严限制、高征税,首先是基于健康理由。
游离糖以快速消化的方式提供能量,几乎不提供其他营养。除了“甜”和“爽”,游离糖在日常生活里可以说一无是处。常常摄入这种糖,会导致龋齿、肥胖、厌食等病症。这种堪比烟草和酒精的堕落东西,当然要限制了。
糖对健康的危害,带来另一层忧虑。糖如此廉价易得,富有诱惑力,人们总是倾向于多吃糖。尤其自制力差的穷人,他们暴饮暴食,大量吃糖,把身体搞得一团糟,却无法负担医疗费用。糖的销量越好,医疗体系越不堪重负。因此,很有必要禁糖,挽救穷人健康和公共医疗体系。
在科普和政府宣传推动下,“糖税”可能是继“烟草税”和“酒精税”后又一个世界性的“堕落税”。
在一片对糖的咒骂和对“糖税”欢呼声中,有必要倾听不一样的声音。这种声音包含诸多严肃的命题:政府的行为边界在哪里,谁为个人健康负责,如何正确解决公共医疗体系的困境。
为健康征“糖税”,站得住脚吗
首先要澄清的是,糖虽然不是健康食品,但也不是毒品。大部分人“馋”糖,却没人真正对糖“上瘾”。糖不像海洛因、可卡因那样带来神经系统快感,进而产生依赖性,过量食糖最多属于行为成瘾,而非精神成瘾。
很多医生推荐用糖果辅助戒烟,正是基于这一点。严肃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结论,并不支持极端“反糖者”对糖的妖魔化宣传。极端反糖者主张,将糖和酒精、烟草同等对待,征收高额甚至更高的税收,很难站得住脚。
其次,“糖税”是否具有正当性。很多人吃糖过量不是不知糖的危害,而是有自己的权衡:宁要短期的愉悦,不妨牺牲长期的健康。这样的权衡在日常生活里,非常普遍。肥胖者沉迷于美味佳肴,戒酒者难免小酌三杯。喜爱甜食者,同样也是如此。
世界参差多态,个人自由选择这本是常态。政府有没有权力制定国民的健康生活规范呢?
我想,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,不难得出答案。倘若政府有权以健康之名,规定国民该多吃什么,少吃什么,那么它就有权规定,国民应该几点熄灯就寝,几点起床晨练。这样的生活,真值得追求吗?
很多人觉得危言耸听:征收糖税,最多是对制糖和饮料工业加一点税收,调节一下消费量,与国民大众有什么关系?然而,任何税收都要讲政治伦理,强调为公众服务。至少在“为大众谋健康”这一点上,就很难站得住脚。
有感于此,“糖税”的鼓吹者通常强调另一点:公共福利。为挽救公共医疗体系,有必要通过税收控制一些不负责任的消费行为,以免公共医疗资源无谓支出。
必须承认,这样的理由非常有力。公共福利体系下,任何个人行为都不再单纯,很多后果都要他人承担。何止过度吃糖是不负责任的行为,懒惰、熬夜、暴饮暴食、冒险作死,都是在浪费公共资源。
在传统的自负其责的医疗体系下,每个人生病都是自己的事情,对他人谈不上负担不负担,谁也没有正当理由干预。而在医疗服务公共化的现代,这种选择消失了。
为公众福利牺牲个人选择自由,历来是个矛盾问题。但是,在糖的问题上,一定要这么做吗?
(本文来源:新京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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